便携式麻将机​

便携式麻将机

这东西，初看时，是有些令人失笑的，麻将，这沉甸甸的、理应由紫檀或花梨木郑重承载的国粹，这需要四平八稳地安放在一间敞亮的屋子里，伴着缭绕的烟气与鼎沸的人声，方能显出其气派的物事，竟也能变得“便携”了么？它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？莫非像一个化妆箱，提起来就能走？这念头本身，便带着几分都市童话似的、不真实的滑稽。

然而它确乎是来了，静静地出现在某个朋友的客厅角落里，它的身量，只如一个小号的旅行箱，外壳是那种过于光洁的、工业化的塑料，哑光的，带着理性的纹路，传统的麻将桌，敦实如山，有一种“请上座”的威严；而它，却谦卑的，驯顺的，仿佛在说：“我可以去任何地方。”这姿态里,便先已失却了几分旧日麻将坐镇中堂的仪式感。

待到开启时，那感觉便更奇妙了，没有了那一声沉重的“哗啦”——那本该是上百枚厚重骨牌倾泻在实木桌面上的、清冽而繁密的交响，是牌局雄壮的序曲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阵低微的、近乎羞涩的电机嗡鸣，然后便是洗牌件在机器内部窸窸窣窣的滑动，那声音被包裹着，闷闷的，像一群被幽禁的、不得舒展的精灵在窃窃私语，它太有效率了，几十秒钟，牌便已码放得如仪仗队般整齐划一，省却了四人伸手搅和的那一番热闹，这便利是实实在在的，却也抽去了几分亲手营造秩序的、乱糟糟的生机。

我不禁想起童年时，在外婆家见到的麻将，那是在一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格，在深红色的漆面上切出明亮的光块，外婆的手，干瘦而布满脉络，摸牌时总带着一种郑重的、近乎神秘的温柔，她与几位老姊妹围坐，洗牌的声音如春潮涌动，说话的声音不高，絮絮叨叨的，混着牌面的碰撞声，织成一片温暖而安宁的网，那麻将是有体温的，浸染了岁月的烟火的；每一张牌的边缘，都被摩挲得温润如玉，那是一场仪式，时间的流逝在其中是缓慢的、可感知的。

而这便携的机器呢？它属于另一个时代，一个被“效率”与“流动”定义的时代，它的舞台，是都市青年租住的公寓，是郊外野餐的帐篷旁，是高铁疾驰的旅途中，它不再要求一个专属的、固定的时空，而是随时随地，可以拼凑起一片短暂的欢娱，它仿佛在说：生活是奔忙的，但娱乐可以见缝插针，这自然是好的，是一种聪明的适应，只是，那属于麻将的、沉甸甸的“慢”的质地，那在漫长午后一点点酝酿起来的人情，似乎也在这种“便携”里,被悄悄地稀释了。

或许，变的不是麻将，是我们，是我们将这古老的顽物，从它赖以生根的、安稳的土壤里连根拔起，洗去它身上的包浆与尘埃，再套上一个符合现代节奏的、轻巧的壳子，我们带着它迁徙，流亡，在一切不稳固的据点里，试图快速地重建一种熟悉的慰藉，它成了一个符号，一种对往昔安定社群生活的、便捷的模仿。

夜渐深了，牌局散去，朋友利落地将机器合上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那方才还上演着悲欢离合的微型战场，便又变回了一个沉默的箱子，可以轻易地提走，塞进储藏室，不占一丝地方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,了无痕迹。

我忽然觉得，那便携的机身里，哗啦啦洗着的，或许不只是一百三十六张牌，更是我们这代人身不由己的、碎片化的时光，与那份急于安放，却终难落地的、飘摇的情谊，我们发明了便携的一切，却不知那份最值得珍重的、无法被“便携”的厚重与安稳,又该去何处找寻。